红旗村的农庄内环境设计十分优美。

兰开军指导村民画画。

王科国的农家乐。

　　编者的话

　　文旅乡村好韵味

　　为什么要发展乡村旅游？在《新黔中行》里，我找到一个颇具日常性的回答：对旅客而言，恰似人生的航船偶然停泊在静静的港湾；而对乡村而言，则是寂静的港湾等到了更多“回家”的船。

　　“回家”总是与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感联系，“寻味乡愁”一度成为发展乡村旅游的最佳代名词。抛开感性思维，乡村与“回家”还存在着人与自然的理性沟通，引导人们回归纯粹和本真，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和谐统一。近年来，“回归本真”在乡村旅游中变得越发重要，也成为许多人一路向前的决心和理由。

　　红旗村党支部书记李成举对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这个道理深信不疑。为了保护红旗村的“金海雪山”，他小心翼翼呵护着村里的李树林，在他看来，这是红旗村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，也是让家乡回归自然的最佳机遇。守住家乡特色自然资源让李成举的努力得到了回报，在《贵定县红旗村：金海雪山 花期之后》一文里，作者记录下红旗村的旅游状态：“红旗村人的美好生活已不再限于花期。”

　　文旅融合的路径就是文化贴近生活、旅游回归生活。在《龙里县平坡村：“农民画家”兰开军》一文里，回到家乡驻村的兰开军看见到了乡村原生活的美。他开始重新审视平坡村，寻找乡村区别于城市的文化特性和本真属性，开发出属于平坡的乡土文化。他带着大家在刷了白漆的墙上作画，让整个村庄回归生活的原真和原态，引来了游客也助推平坡苗画走出大山、走进学堂。

　　作家余秋雨说：“文化是一种养成了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”。在《惠水县好花红村：“好花红”的文旅效应》一文中，便讲述了一个“当文化成为生活方式”的故事。

　　布依族民歌《好花红》脍炙人口、流传已久，它改变了一个村的发展际遇，也让许多人有了更多的选择，非遗传承人王科国就是其中一个。从传唱它到继承它，最后再因此吃上了旅游饭，王科国对《好花红》的感情不言而喻。当文化融入生活，那么诗意无处不在。随着乡村振兴不断推进，好花红村的文化血脉愈加活跃，那一抹“乡土本味”在发展中渐渐浓郁。

　　山水风光、乡土之韵，都是大自然最本真的存在，都是生命意蕴的丰富展现。无论是红旗村、平坡村，还是好花红村，它们的发展都与自然生态并肩齐走，在旅游体验空间里以人与生活作为原点，保持着独立的“本真”。或许，回归本真是一条漫长的道路，但李成举、兰开军、王科国等乡村建设者却怡然自得，一直积极、向善地走在“回家”的路上。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

　　—— 向秋樾

　　（图片均由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彭芳蓉 摄）

　　贵定县红旗村：金海雪山 花期之后

　　大约15年前的春天，有慕名而来的老年游客，特意穿着羽绒服来到盘江镇红旗村的金海雪山，看着眼前郁郁葱葱的景象有些迷茫。他抱着一种受骗的心情发问：“金海在哪里？雪山又在哪里？”

　　旁人指着一望无际的油菜花田，道：“这就是金海，金灿灿的油菜花海。”又指着远处的山坡，道：“那就是雪山，白茫茫的李花如白雪覆盖山坡。”

　　讲完这亲眼所见的故事，李成举笑着摇摇头，那大概是他第一次见到有游客误解了“金海雪山”的意思。但这并不是最后一次，在后来的10多年里，依然偶尔有一些没做过攻略的游客，冒冒失失来到这里想要爬一爬雪山。金海雪山既没有海，也没有雪，但有油菜花和酥李这两样宝贝，金海雪山的诞生全都有赖于这两种植物的广泛种植，李成举既为此骄傲，也为此担忧。

　　采访时，花期刚过，没有见到“雪山”，也错过了“金海”的花期，我只好在农庄里等着李成举的到来。他从村里赶来，给我们泡了一壶茶，便开始聊起金海雪山的“前世今生”。

　　“说起所谓的‘雪山’，其实也是无心插柳的事。”李成举的记忆闪回到20世纪80年代，眼前仿佛浮现出当时丰收的情景。“你是贵阳人，你肯定晓得，以前我们红旗村的酥李在贵阳可是出了名的。”提起当地盛产的酥李，他不禁有几分自豪。

　　那时，土地包产到户，红旗村落海寨的人们对酥李钟爱有加，家家户户都种了一些。每年到了5月份左右，青色的果子挂上枝头，落海寨的人们便掀起一阵丰收热潮。

　　贵定县地理位置优越，距离省城贵阳仅80公里，又处在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上，多条铁路、公路在这里交织出密集的交通网络，外出非常方便。即使当时的红旗村内依然泥巴路纵横，但出村进城并不算难事。于是，村民们便不辞辛苦地挑着酥李去往省城贵阳销售。

　　这种酸甜适口的酥李在贵阳广受欢迎，山坡上的树林越来越密。2000年后的某个温暖春天，被酥李树覆盖的山坡一点点被染成白色，满山李花竞相开放，一簇簇如定格的雪花，让整座山看起来毛茸茸的。酥李的连年丰收让人心情大好，生活富足也让人感觉眼前的景象很是惬意，红旗村人在邻村音寨觅得一处临河的地方，将此处命名为“小花溪”，一边赏花一边游玩，自得其乐。

　　李成举只隐约记得，自从李花开满山坡后，红旗村连同音寨都越发热闹起来，每年7月中旬的布依族节日，村民们总会聚集在“小花溪”，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过节。2005年，李成举成为红旗村党支部书记后，陆续有人提议在村中举办李花节，或许能借机发展旅游。而县里早有此意，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很快来到红旗村，动员村民合力将此地打造成景区，连名字都想好了，就是富有诗意的“金海雪山”。

　　虽然没有海，也长年不见一点雪，但这金色的油菜花田和被李花染白的山坡与这名字十分契合。听说家乡要迎来改变，红旗村的村民们空前团结，一致应和县里的决定。李成举感觉动员工作从未如此顺利过，请村民们参与道路修建，年轻劳动力便倾巢而出，投工投劳把时间都用在了工地上。很快，金海雪山景区初见雏形，贵定“金海雪山”冰脆酥李节的举办，迅速拉开了景区的帷幕。

　　游客闻讯而来，见惯了市面的村民也伺机而动，打糍粑、做甜酒，带到景区里售卖。而李成举在旅游部门的动员下，也将自家民房改造成为农家乐，打造出村里为数不多的可以接待游客吃饭的地方。

　　然而，果期短暂，游客和采摘一空的酥李一同散去。红旗村仅热闹了不到一个月，便又恢复了平静。显然，酥李的季节性太强，让红旗村的人们无法长期享受旅游的红利。

　　红旗村的村民们陆续外出打工，年轻人一个个走出了村庄。李成举一开始并未觉得有何不妥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他渐渐发现，村里的李树开始老化，收成逐年减少，连春天最壮美的“雪山”看起来也有些稀薄了。他有些束手无策。

　　转眼到了2015年，脱贫攻坚工作在村里如火如荼，李成举也适时提出了自己的忧虑。“酥李和油菜花是金海雪山赖以生存的两大要素。现在村里大多数年轻人外出打工，酥李没有人管护，这两年老化太快，如果我们再不采取一点措施，这个招牌搞不好就……”

　　李成举说得在理，县里的旅游部门也作出行动，很快引进了四季花谷公司对景区进行打造和管理。有了专业的公司入驻，金海雪山又迎来令李成举感到兴奋的变化。他看到新的基础设施一点点建成，天下粮仓、乡愁园、稻梦空间、人民公社……这些他从未想象过的新景观，逐一进入到红旗村村民们的生活之中，不少没有外出的村民，也在景区内找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。

　　入驻的不仅有四季花谷公司。2018年，又有一家公司被引进到红旗村，与村民们产生了更为紧密的联系。李成举牵头成立的村集体合作社，与这家公司合作建了一座“升级版”的农家乐，命名为“依山依水生态农庄”。

　　“其实，我觉得还远远不够……”虽说这几年的改变，已经让金海雪山成为国家4A级景区，知名度也早就打到了省外，但李成举依然忧心忡忡。

　　外出的村民大多过上了富足的日子，不愿再回乡种树，这让李成举感到无奈。不过，他已经有了解决方案，“我想再等个一两年，现在景区发展还不错，如果年轻人还是执意要出去，那就从村委的角度来组织管理，流转土地，引进公司，继续把我们的品牌维护起来。”

　　草长莺飞的季节里，金海雪山已经过了最佳观赏期，但李成举依然每天来农庄打扫卫生、维护设施。他知道，到了周末或假期，周边城市的人们还是会来这里烧烤、游玩，度过短暂却美好的闲暇时光。金海雪山没有海，也没有雪，但这时光飞逝的十几年里，红旗村人的美好生活已不再限于花期。

　　龙里县平坡村：“农民画家”兰开军

　　见到兰开军时，他和照片上的形象出入不大。他穿着蓝色的苗族风格布衣，脸颊上依然有两团红晕，大笑起来隐约能见到右脸上浅浅的酒窝。在那短暂的两三个小时交谈中，数个兰开军不同时期的形象，如一幅幅人物工笔画般，生动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。

　　兰开军生于1972年。过去，在偏远深山中的平坡苗寨，苗族妇女会将苗绣纹样设计画在硬纸板上兜售，屋外总会不时响起“卖花样喽！”的吆喝声。兰开军喜欢听这样的吆喝，他更喜欢看母亲画的花样。读小学之前，他就开始抓着笔画简笔画。到了小学，更是一发不可收拾，他照着连环画临摹，画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，画完带去学校给同学们传阅，凭这个本事，他也成了班上最受欢迎的小孩。

　　原本怀揣着专业美术院校之梦的兰开军，却因为家中贫困，无法继续追梦。直到高中毕业后的某一天，曾经的历史老师联系上他，透露了一个信息：“县职业学校的工艺美术班正在招生，老师是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归来的何苦，你这么喜欢画画，去报名吧。”

　　1993年，兰开军生活中消失的色彩又回来了。一年后，工艺美术班结业，兰开军的美术之路却正式开启，他成了何苦的徒弟。

　　彼时，何苦在县文化馆工作，常年走乡窜寨开展文化活动，还将三元镇的河边寨打造成农民画艺术之乡。兰开军向何苦提起自己的老家平坡：“平坡的苗族文化和风俗都保留得很好，我想，是不是也能在那里做一个农民画艺术之乡？”兰开军瞄了一眼何苦的反应，老师似乎轻轻点了点头。

　　很快，何苦就向县里申报了这个项目，让兰开军带路前往平坡。此后的一个多月中，师徒两人白天组织百位村民学习绘画，夜里便住在兰开军并不宽敞的家中。即便条件艰苦，却并不影响两人发现惊喜。

　　一个苗族人骑在马背上，肩上却有三个脑袋，中间那个脑袋正面向前，两边则是一左一右两张侧脸。何苦见到这幅画不禁拍案叫绝，立即找到作者聊了起来。这位名叫“依朵”的姑娘十分羞涩，怯怯地解释道：“我就是想画一个人骑在马背上东张西望，不知道怎么去表达，就画了3个脑袋……”

　　“这手法简直像极了马蒂斯和毕加索！”何苦欢呼。

　　如此高的评价让兰开军惊喜不已，他隐约明白了该如何教授苗族老乡们创作农民画。“苗族妇女从小画花，那些流动的线条几乎都已经刻进了肌肉记忆。画画对她们而言，就像装在瓶子里的酒，有丰富的内容，但需要引导她们把‘酒’从肚子里倒出来。”

　　密集培训了一个多月，何苦与兰开军两人便回到县城。兰开军在县城既没有栖身之所，也没有工作，只能偷偷住在何苦的办公室里。有时，他也会颠簸两个多小时回到平坡，背起画板，戴上斗笠，一边吹着竹笛一边在村里四处为人画像，以此挣点糊口的钱。贫困潦倒的生活过了许多年，兰开军却从未放下画笔，对平坡的农民画画师们更是十分用心。

　　当初培养的年轻画师陆续南下打工，村里最终只剩下10余位年纪较大、出不了门的老画师。兰开军去县里相关部门求助，又向恩师何苦吐露心中的焦虑，终于邀请了电视媒体去往遥远的平坡做新闻报道。此后，新华社、《人民日报》、中央电视台也闻讯而来，兰开军一遍遍地带着记者驱车驶上颠簸的公路，摄像器材在车里“哐啷”作响。

　　“快看，你们又上电视啦！”兰开军时常指着电视里的新闻向村民们吆喝，大家脸上有显而易见的光彩。兰开军的目的似乎达到了。

　　2006年，平坡村成立了贵州首个村级农民画协会。2007年，兰开军倾尽积蓄，同时又向县里提出申请，在县城开了一间画廊，专门售卖平坡苗画。他知道，兴趣、荣誉固然能让人们点燃作画的激情，但贫穷会限制人们的创作欲，只有让大家看到，画也能换来钱，或许才是让平坡苗画持续生存的方法。

　　回乡培训、收购苗画，再放到画廊里销售，这确实让平坡的画师们来了兴趣。为农民销售作品的举动，也让兰开军在2007年获得了贵州省十大杰出青年称号。两年后，他作为特殊人才被引进到县文化馆工作，这也为他后来推动平坡苗画继续发展提供了更大便利。

　　他与何苦时常通过文联、美协等途径，向各类展览推荐平坡苗画。2010年，他们组织平坡画师创作作品参加全国农民画展，有7件作品收藏于浙江美术馆，2件作品刊发在《美术》杂志上，作者获得了收藏的费用。2018年，有两幅平坡苗画被江苏美术馆典藏，典藏费用为每幅画2万元。兰开军将这笔钱交到作者手中时，对方差点惊掉下巴，感叹道：“我在外面打工，一年可能都挣不了这么多，一幅画这么值钱吗？”

　　画师们热情高涨，创作的作品也越来越多。2017年，兰开军被派回老家驻村。他换了一个角度，重新审视自己生长的地方。人们不仅在纸上作画，也开始在刷了白漆的墙上作画，平坡苗画也不再局限于绣娘之间，同时也走进了学堂。

　　“老家这么美，想让更多人来看看。”2018年，龙里县被确定为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县之一，平坡村也获得“贵州民间文化艺术之乡”称号，兰开军心中又萌生出一个更长远的愿望。他希望平坡村能变成一个旅游村寨，人们来这里看最具特色的乡村，画师们也能画下每天都在变化的新乡村。

　　不久之前，兰开军突然每天都更新一条微信朋友圈，每一条都是一幅画作，统一名为《我的驻村日记》。12幅画作，以独特的风格记录了他驻村时的所见所闻，那支紧握了30余年的画笔，至今仍紧握在他的手中。

　　30余年，恍如昨昔，其中冷暖，只有兰开军自己体会最深。每次当他深感无力时，总会梦回高中最后一节历史课的课堂。那位为他指引了梦想之门的老师正站在讲台上，沉默良久，吐出一句话：“今天最后一堂课，我不再讲什么知识，只送你们一首莱蒙托夫的诗。”他转过身去，黑板上出现工整的字迹，写下诗的名字：《假如》。

　　惠水县好花红村：“好花红”的文旅效应

　　贵州上万个村寨，或以方位命名，或以地标命名，唯独惠水县的这个村是以歌来命名的，这在全国都极为少见。

　　好花红镇的好花红村，过去叫做辉油村，在与邻村合并为辉岩村的6年后，又正式以“好花红”来命名。这个名字让人们对这村寨的历史一目了然，脍炙人口且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《好花红调》就在此地发端。

　　在此之前，我虽没去过好花红村，但也常常在各种文化和旅游新闻中看到它的名字。“2014年，好花红村被授予‘全国首批少数民族村寨’”“2017年，好花红乡村旅游区正式批准成为国家4A级景区”“2020年，叶辛好花红书院正式揭牌，著名作家叶辛任名誉院长”……诸如此类，都是对当地人而言能称得上“大事件”的新闻。

　　一首歌而已，竟能作出这么多文章？好奇心驱使我来到这里一探究竟。

　　我在村口的“咆汤农家乐”见到了店主王科国。他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，斜靠着身子，轻巧地哼唱：“好花红来，好花红诶，好花生在刺藜蓬诶……”

　　“他就是我们这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《好花红调》代表性传承人。”带我在村里参观的村干部介绍。我内心有些惊讶，说实话，仅从外表来看，他略显粗犷的外形与布依族的柔美曲调反差不小。

　　“以前村里完全不是这个样子，我的日子也没这么安逸。”王科国唱歌时的声音清澈柔亮，但说起话来竟带有一丝沙哑，“大概是在第一届好花红艺术节举办之后，村里才开始有了游客。”那年11月，在临时搭建于村中的隆重舞台上，王科国见到了蒋大为、李丹阳、龚琳娜等知名歌唱家。闻讯赶来的各地观众挤满了这个并不富裕的小村庄，“我有个嬢嬢，她挑井水来在路边卖，一天挣了300多元！”那两天的盛况直到现在还深深刻在王科国的脑海中。

　　希望靠明星效应吸引游客的当地旅游部门，鼓励村民开办农家乐，凡愿意开办的村民，村委免费为他们置办四五套桌椅。住在村口的王科国就是那时候开办起农家乐的。

　　小小一间屋子，几套桌椅，连招牌也来不及想，旁边还保留着自己家的农田，王科国的农家乐就这么毫无章法地开了起来。虽然好花红艺术节制造了一场轰动的效果，但游客依然寥寥无几。还好，王科国不过30多岁，他有另一份赖以生存的工作——卖猪肉。这是一份体力活，每天凌晨三四点，他就必须起床将处理好的生猪洗干净，然后运到镇上销售。

　　王科国知道，之所以能办那场让人刮目相看的艺术节，完全是因为那首红了许多年的《好花红》。而这首诞生于20世纪初的古老民歌，与王科国之间又有十分密切的关系。

　　布依寨里的男女老少对唱歌这门技能似乎无师自通，王科国更有先天优势。爷爷常给王科国提起自己的光荣往事：“1953年的时候，乡政府叫我们去唱《好花红》，后来好花红调就在全国传唱起来了。”

　　那时，中国作曲家罗宗贤和贵州省歌舞团的黄江帆、曹玉凤等，在惠水请王科国的爷爷等人现场演唱《好花红》，后又根据好花红调创作歌词，推出了《桂花开放幸福来》，在全国迅速传播。此后，《好花红》陆续在全国推广，也在民间文学遗产抢救中，被收录到《布依歌谣集成》中，还出现在电影《山寨火种》和电视剧《布依女》中，又被创作成歌舞作品登上全国舞台，摘得第十届文华新剧目奖……

　　王科国遗传了爷爷的好歌喉，每年“六月六”布依族歌节时，他总会亮一亮好嗓子。到了1985年左右，年轻的王科国便得到县文化馆的培训机会，并参与到县里组织的文艺宣传队中，走村串寨四处演唱，《好花红》当然是他的必唱曲目之一。

　　不过，王科国在开办农家乐之前，还没有想过这首民歌能为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。直到2007年，他熟悉的歌曲《好花红》竟成了这个村庄的名字，又过了一年，《好花红调》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随着名字的改变，王科国也亲眼见证了村寨变化。他隐隐感受到，“好花红”三个字不再仅是一首乡间小曲，已经成为一种现象，一个品牌。

　　过了40岁，王科国不再卖猪肉，转而专心经营农家乐，过点轻松的生活。而好花红村也如他期待的那样，连续几年里迅速改头换面，越来越像一个旅游景区的模样。

　　不再经营猪肉生意的王科国多了不少时间，也多了一些新的身份。《好花红调》成为国家级非遗之后，王科国也顺理成章成为非遗传承人，承担起了教授《好花红》的责任。2011年3月，他换上一身布依族传统服饰，登上小学课堂的讲台，他感觉有些奇妙，一时不知是《好花红》在传播他，还是他在传播《好花红》。

　　《好花红调》曲式简单，演唱时可即兴填词，教授起来并不算难。王科国断断续续培养出不少年轻人才，在后来的各种比赛和演出中，屡获奖项。到了2017年，省文旅厅非遗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好花红村，与王科国见了一面。

　　“申请国家级非遗传承人？”王科国有些惊喜，也有些惊讶，没有想到自己年过半百，还能有一个“国字头”的新身份。

　　会熟练运用《好花红调》的年轻人越来越多，王科国却萌生了退居二线的想法。“我店里还有一套价值4万多的音响，平时兴致来了也会唱上两首，但演出就算了，机会留给年轻人。”他的笑容里夹杂着一丝羞怯，“我文化不高，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比我强了，他们能熟练地用好花红调唱出党的最新好政策，我怕我一知半解，不敢乱唱，闹笑话。”

　　时间早已过了中午饭点，王科国的“咆汤农家乐”里没有客人，游客都进入村庄在花田里拍照、到古建筑里参观去了。王科国把桌椅摆放整齐，打扫了一下院落。餐桌旁的木柜上，摆放了不少他曾经演出的照片，还有那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证书。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，他又羞怯地坐在那张长椅上，哼唱起不知唱了多少遍的《好花红》：“好花生在剌藜树，哪朵向阳哪朵红……”

　　一审：罗忠显

　　二审：付芳婧

　　三审：罗曦